由于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控制货币供应，今年前三个季度的贷款增加了5.68万亿元，同比少增5977亿元，9月份的贷款增速降至15.9%，为近三年来。如果第4季度按照前三个季度的平均数计算，全年新增贷款有可能控制在7.5万亿元左右。尽管中小企业融资出现了较大的问题，央行近日通过发行央票和正回购操作，回笼资金1000亿元，但国庆前曾连续11周在公开市场净投放，国庆后两周也净投放了1300亿元，至此，在近4个月的时间内，央行通过公开市场向银行体系累计注入5840亿元的流动性。虽然目前市场流动性的压力增大，但还属正常。
然而，鉴于消费物价高位回落，一些人认为，此轮信贷紧缩已经结束，主张改变政策方向，全面放松。我们认为，改变方向，全面放松为时尚早，动作太大，效果不好。但作某些调整是必要的，主要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和民间借贷的问题。即使以后要适当放松，也不应当重蹈2009年的覆辙，要设法改变实际利率为负的不合理状况，校正这一长期扭曲的政策工具。
长期以来，民间融资在中国经济金融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正规金融的重要补充。今年以来，由于国内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货币政策由“宽”变“紧”，而融资需求却未见降温。在资金出现结构性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催生了民间借贷市场的繁荣，其参与者不仅有正规的民间金融机构，而且大量无融资牌照的担保公司、寄售行、典当行也参与其中。
以温州为例。温州的民间金融一向发达，成为温州市场活跃和经济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志。70年代大多采取各种“标会”形式，会首、会脚轮流担任，集资也轮流使用，由使用者支付利息；到了80年代，出现了专做借贷生意的“掮客”群体，成为今日担保公司、寄售行和典当行的主力。现在，温州出现了“满城借贷”的局势。据人行温州中心支行对民间借贷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在受调查者中，89%的家庭（或者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了民间借贷。据瓯海区对105家中小企业抽样调查，在初始资金来源中，有15家完全依靠自有资金，占14.3%；其余90家企业均涉及民间借贷，其中32家企业完全通过高利贷融资，占30.5%。
与2008年金融危机时不同，今年一些中小企业的订单比较充裕，然而，紧缩的信贷规模和恶劣的融资条件使得大量中小企业不得不走上民间融资的道路。因为，中小企业能从银行借到款的只占15%，而金额在100万元以下的贷款基本是盲区。今年的情况更为严重，据温州金融办对350家企业的抽样调查，一季度企业运营资金构成中，自有资金、银行贷款和民间借贷三者的比例为56：28：16，银行贷款比上年同期和年初分别下降2和4个百分点，而民间借贷分别提高6和4个百分点。另一方面，民间资金充裕，据估计，温州的民间资金规模达8000亿元，现有市场规模1100亿元，招商证券的报告估计民间资金规模达6－7万亿元，但缺乏投资渠道，民间资金和民营企业之间没有沟通的桥梁，而民间借贷利率高企，放贷人获得巨额，吸引更多的资金蜂拥而入，也就成为民间资金投资的。于是出现了“满城借贷”和人人都是“食利者”的情况。在民间借贷的资金链条上，个人、银行、担保公司、企业、投资公司分别扮演着各自的角色，整个链条环环相扣，共同造就了高利贷的活跃和繁荣。例如，某机关单位一工作人员以一分月息从某银行获得数十万元的贷款，然后以2分月息将其交给一亲戚开的担保公司放贷，担保公司再以3分月息将其借给某民间高利借贷机构或者企业。于是，民间借贷出现三大特征：一是范围广，从江浙沿海扩展到内地、从制造业扩展到商贸流通领域甚至家庭；二是利息率高，年息高达60%，甚至超过100%；三是参与者众，有些银行也充当了民间拆借的“二传手”，有些官员也插手其中。据银监会估计，大约有3万亿元左右的信贷资金注入民间借贷市场。
由于民间借贷利率太高，再加上贷款规模较大，而中小企业的利润率太低，一般在3%左右，5以上只有20%左右，50%的企业亏损。因而发生了不少企业老板因欠高利贷而“跑路”的事件。据不完全统计，今年8月份，温州至少发生了20起借款人“跑路”事件，其中两起大案，涉案金额达数十亿元，借贷者上千人。要知道，中小企业融资难和高利借贷泛滥不是温州一地的地方性问题，而是一个具有全局性的问题。不仅浙江温州、台州、衢州、宁波，而且福建晋江、广东南海，甚至内蒙古的鄂尔多斯都出现了类似现象。由于不少资金从银行流入民间借贷，资金链条越拉越长，借钱的企业无法偿还，就会对银行形成冲击，有可能引发一场中国式的次贷危机。
高利贷的泛滥反映的是我国经济金融体制上的缺陷，是这种体制缺陷导致了中小企业生存环境的恶化。我国的金融体制仍然是一种国有银行垄断下的二元结构，表面上看金融市场化的程度不低，实际上银行信贷仍然在政府的严格管制下运行。一是信贷规模管制，一方面表现为央行每年把商业银行的信贷增长限制在一定规模，如今年的7.5万亿元左右，然后层层分解；另一方面表现为存款准备金率控制，一旦贷款规模收缩，首先殃及中小企业。二是银行利率管制，表现为“存款利率上限管理，贷款利率下限管理”，这样，央行直接调整银行信贷利率，进而决定了整个金融市场的价格机制。这不仅扭曲了商业银行的行为，银行业之间的竞争不是价格竞争，而是规模扩张竞争，而价格管制又成为财富再分配的手段，不仅负利率把财富从债权人转移给债务人，而且利率管制为信贷人员提供了巨大的获利和寻租空间，于是，银行信贷资金在源源不断地流向大城市、大企业，特别是大国企的同时，也大规模地注入了民间借贷市场。而在贷款的可获得性和利率方面，中小企业除了自身的缺陷以外，还受到体制上的歧视，集中表现为融资渠道不畅，再加上货币政策收紧流动性，贷款规模受到限制，而IPO和发债等渠道也存在困难，于是迫使中小企业走上高利贷融资之路。因此，要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金融体系的改革刻不容缓。
面对这种情况，继温州市政府9月28日出台了稳定金融的措施――《稳定规范金融秩序促进经济转型发展意见》以后，温家宝也去温州调查。10月12日，国务院出台了“国9条”，急救民间借贷恐慌。其中6项金融政策，3项财税政策。包括加大对单户授信500万元以下小型微型企业的信贷支持；适当提高对小型微型企业贷款不良率的容忍度；清理和纠正不合理的金融服务收费；对金融机构向小型微型企业贷款合同三年内免征印花税；将金融中小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税前扣除政策延长至2013年底；提高小型微型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将小型微利企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政策延长到2015年底并扩大范围。
应当肯定，“国9条”因“温贷”而起，但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是“及时雨”，是“救生圈”，是“安神剂”。而且与以往的政策相比，这9条措施简单明了，可操作性很强。对于缓解目前的危机形势，会起到一定作用。
然而，这些政策都是短期措施，且有时间限制，因而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因为，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民间有大量资金，民营企业有强烈需求，关键是缺乏融资的平台和渠道，因而高利贷乘虚而入。要知道，对于民间高利借贷立足于“堵”，不仅堵不住，而且会使问题越来越严重。而立足于“疏”才是上策，只有开大正门大道，才能堵住旁门左道。因此，给民间资本以合法的地位和出路，放开民间融资渠道，搭建民间融资平台，实现资本要素的自由配置，使民间融资阳光化和规范化，才是根本的出路。在这方面，我们已经讲得很多，“新36条”也有明确规定，关键是我们只说不做，或者说得太多，而做得太少，有关方面不愿意放弃既得的权力和利益。近日传出消息，发改委正在与有关部门协调，出台有关36条的实施细则，人们将拭目以待。
此外，这里还有两个理论问题需要澄清，一是民间借贷利率相对要高，而地下金融的利率更高，以至形成高利贷，除了资金供求的原因以外，政府管制使其在市场风险贴水以外，还要加上政治风险贴水。二是民间借贷阳光化以后情况会发生根本变化，但还有风险，还要加强监管，因为金融业是一个外部性很大的行业。那种所谓真正的市场借贷无风险的想法是天真的和幼稚的。但是，监管不等于管制，监管的前提是放开，而管制的前提是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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